徐紅恩：關公承載著楚文化精神

中央電視台《國寶檔案》6月21日播出“荊州尋珍——宋代關公塑像”，讓我們穿越曆史，感受國寶，分享文明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關公身上。

宋代關公塑像（朱正明摄影）

這尊宋代關公塑像，于2005年3月在荊州市沙市區城隍廟遺址考古發掘時出土。爲泥制紅陶塑像，造型小巧，高約8厘米，雖然不足巴掌大，但制作卻非常精美。關公塑像頭呈長圓形，蠶眉、鳳眼、高鼻，長髯飄飄，身著交領寬大的長袍，長袍胸前有仙鶴纏枝的紋飾，這是典型的宋代服飾特征。關公盤腿呈坐姿，可惜的是，出土時塑像腿部已經殘缺。

這尊宋代關公塑像是迄今爲止發現的最早的關公像、已有1000多年的曆史，現藏于湖北省荊州博物館。荊州沙市城隍廟出土的關公像，進壹步說明荊州是關公信仰最早形成的地方。

荊州不僅是楚文化的發源地，同時也是三國文化的彙集地，亦三國文化之鄉。而荊州三國文化的核心是關公文化，亦關府文化。

關羽是我國曆史上最爲特殊的人物，其戎馬壹生給後人留下了無數的美談，他本來只是壹名武將，壹生奮鬥的最高理想，就是匡扶漢室，壹統天下。由于“對國以忠、待人以仁、交友以義、作戰以勇”，最終“斷首捐軀”，譜寫了壹曲令人感慨萬千的人生壯歌。因此，千百年來，朝臣黎庶敬慕關羽“忠義仁勇”，視其爲忠義楷模、誠信典範。

曆代帝王出自政治上的需要爲旌表忠義，對其步步加封，使關羽由人演變到神的特殊過程：“漢封侯，宋封王，明封大帝，曆朝加尊號；儒稱聖，釋稱佛，道稱天尊，三教盡皈依。”關公從王到帝，再到武聖人，與文聖人孔子平起平坐。並在我國形成了特有的“關公文化”現象。

關公文化的特征集中體現在“忠義仁勇”方面。作爲人的關羽是現代人學習的楷模，孔子著《春秋》，樹立起中華民族的仁、義、理、智、信，屬于言傳，而關羽讀《春秋》，在亂世譜寫著“忠義仁勇”的千古絕唱，則是身教。

普遍認爲，關公文化“忠義仁勇”的精神內涵是儒家文化推崇的體現。而關羽鎮守荊州十年間（公元209年至公元219年），博大精深的荊楚文化無不影響他的行爲准則，其身上必然也承載著楚文化的精神。關羽雖不是楚人（山西運城解州人），但他鎮守荊州十載，指揮作戰、廉潔勤政、愛護民衆，棲息在關羽都督府（今關帝廟）的關羽壹覽軍政大權，是他最爲稱心快意的時光，更是關羽人生事業的鼎盛時期，這必然傾注關羽對荊楚文化的吸收與融合。

荊楚文化博大精深，底蘊十分豐厚，其中有著名的“五種精神”即：筚路藍縷，即艱苦創業、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；追新逐奇，即銳意進取、不斷開拓的創新精神；兼收並蓄，即融會南北、海納百川的開放精神；崇武愛國，即崇尚武裝、熱愛自己國家的愛國主義精神；和諧誠信，即追求和諧、爲政以德、重在承諾的守信精神。

荊楚文化具有“義以爲上”的價值取向和“內聖外王”的價值目標。屈原在《離騷》寫道：“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”；“既莫足與爲美政兮，吾將從彭鹹之所居”。這些都顯示出屈原“義以爲上”的價值取向和追求“聖人”人格價值理想。其精神也深深影響著後世關羽“義薄雲天”的價值取向。

屈原受重用時，“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”，努力實行其“美政”理想；遭遇排擠、疏遠，甚至被流放時，也不改“前志”，不放棄對“美政”理想的追求。他始終不忍離開自己的國家，直至以身殉國爲止。正是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，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。千百年來，曆史選擇了屈原這個曆史人物，充當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範。多少仁人志士受到屈原精神的激勵，領會到了生命的真谛，當然也包括後世鎮守荊州十年的關羽。

《左傳•定公》記載：楚昭王十年（公元前506年），吳軍攻破楚都郢（今荊州紀南城），楚大夫申包婿自發入秦求救，秦哀公起初不答應，申包婿便倚靠秦庭宮牆，七天七夜哭泣且歌，不絕其聲，哀公感其忠誠，出兵救楚。待複國後，昭王論功行賞時申包婿皆不受賞，申包婿說自往請求秦兵，是“爲君也，非爲身也。”，“君既定，有何求焉？”可謂是楚人“忠君義德”的典範。後世以“哭秦庭”爲請兵抒國難之典。而這段“忠義”故事《哭秦庭》也被搬上京劇舞台，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高慶奎飾申包婿。

《論語•公冶長第五》記載了這樣壹段佳話。“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。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”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楚國的名相。孔子認爲，子文可上可下，忠于職守，可稱得上“忠”。

其實，忠君、愛國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處，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禮法，楚文化偏重于情感，而且楚文化在忠君、愛國上比中原文化表現得要更爲強烈，這些在關羽身上表現得尤爲突出，無疑深受楚文化的影響。

令尹子文治楚時期，率先提出“從政者以庇民”的政治思想。據《國語•楚語》人謂子文曰：“人生求富，而子逃之，何也？”對曰：“夫從政者，以庇民也。民多曠者，而我取富焉，是勤民以自封也，死無日矣。我逃死，非逃富也。”令尹子文認爲從政者是庇護百姓的，從政者“取富”就是取“死”，“逃富”則是“逃死”。

荊州古城，又稱江陵城。關羽鎮在鎮守荊州的過程中，爲了東禦孫吳，北抗曹操，專門修築、整治了荊州城牆。據《江陵縣志》記載：“蓋先治其城郭，乃諸侯，郡守之常政。”關羽鎮守荊州十年，把荊州治理得井井有條，恩信大行，體恤士兵、關愛百姓，很得荊州民衆擁護，充分體現了關羽踐行“荊楚民本思想”。

關羽守荊州，最終未能守住，鑄下了令人扼腕歎息的壹段曆史。分析其內中原因，見仁見智。本文從荊楚民本思想分析：按照關羽當時“威震華夏”的實力與軍威，完全可以乘吳軍偷襲後立足未穩，重新奪回荊州城。但他來到已被吳軍占領的荊州城下，關羽說：“此城吾所築，不可攻也。”于是，他毅然放棄了攻城的機會，引兵西退。荊州城因此避免了壹場戰火的蹂躏，使荊州的百姓免受生靈塗炭。

 以至關羽“斷首捐軀”後，荊州百姓自發祭祀供奉關公，並把關公供爲荊州的城隍爺、保護神，望其繼續守護荊州城“剪惡除凶，護國保邦”，旱時降雨，澇時放睛，保谷豐民足。善男信女們在城隍廟祭拜關公神像後，往往會請壹尊關公小塑像回家供奉。

關公信仰是中華民族的集體信仰，這種信仰影響了多個朝代、多個民族和多種宗教，是壹種充滿普世價值的信仰。關公信仰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包括文化、政治、宗教等方面的因素，在這些因素中荊楚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荊楚文化中的神靈崇拜，無論在民間還是統治階層的思想體系中都占據著重要的地位。荊楚地區的神靈崇拜具有浪漫主義色彩，是壹種神人共處的信仰狀態。在屈原《楚辭•九歌》的詩歌中，人與神靈之間所體現的是壹種比較特殊的親密關系，神靈們不是冷酷無情的暴君，他們更像是受人愛戴和尊重的家族成員。在荊楚先民的眼中，神靈是凡人的升華，這是壹種對美好人性的崇尚。據《隋書•地理志》載：“大抵荊州率敬鬼，尤重祠祀之事。昔屈原爲制《九歌》，蓋爲此也。”

在宋代，關羽經曆了由人到神的轉變。據介紹，這尊宋代的泥制紅陶關公塑像正好是過渡時期的作品，它的創作時間很可能是關公在不斷追封之前，所以更顯平民化。這也正好印證了當時荊州民間信仰對關公的推崇。

據宋代陳淵《默堂集》記載：“臣嘗遊荊州，見荊人所以事關羽者，家置壹祠，雖父子兄弟室中之語，度非羽之所欲，則必相戒以勿言，唯恐關羽之知之也。”陳淵所見“家置壹祠”供奉的關公像，便是荊州百姓從城隍廟請回家的關公小塑像。也就是本期《國寶檔案》中所講述的主角。

千百年來，關公文化作爲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，其核心滲透著“忠義仁勇”，是構建和諧社會，提高文化實力的精神載體。其所包含的“大壹統”思想，是實現國家統壹的積極因素，也是維系全球華人的壹條“精神紐帶”。

（徐紅恩：國家文化部中國華夏文化遺産基金會文化藝術委員會主任）